文|高绪丽
六月的风不同于一年里其他季节任何时候，若论温柔，它不及三月；论强悍，它又不及腊月。但它有足够的耐心，它所到之处，扑面而来的是从种子深处迸发出来的天经地义。很多时候你可能察觉不出它的来意，但当它掀起滚滚金色麦浪的时候，又免不了为它深深折服。
行走在六月，迈出去的每一步都要忍受炙烤的煎熬，可是走过的每一个脚印，都是那么从容、坚定。
吹着六月的风，我忍不住想起老人们流传下来的习俗。
身处山、海相连的胶东半岛，伴随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身为新手爸妈的第一件事情，是由刚刚荣升为父亲的男人来到妻子的父母亲身旁“打喜”。这时候，他的岳母除了会为他准备九十九个红鸡蛋带回去，还要单独再放两个熟鸡蛋揣在他的衣兜里，并且叮嘱他，往回走的路上，遇到最高处，一定要下车把这两个熟鸡蛋剥皮吃完后再赶路。老人们传言，在最高处吃完鸡蛋，会为新生儿带来美好的祝福，祝福孩子茁壮成长，未来会有更好的前途。
我的孩子出生后，刚刚成为父亲的他听从产房里其他爸爸们的建议，第二天就骑上摩托车一路风风火火赶到我家，向我的父母亲“打喜”。
母亲把提前准备好的九十九个红鸡蛋给他装好后，又特意给了他两个熟鸡蛋揣在上衣兜里，嘱咐他，回城的路上，经过东直格庄那条路时，在最高处下车把鸡蛋吃完再赶路。
听说东直格庄那条路是修在山上的路，山上的最高处，是我们当地的一条分水岭，山上的水，南面的往南流，北面的往北流，非常明显。
那天他赶回产房后，跟我分享说，一路上只顾着急往回赶，经过东直格庄的山顶时看到有个男人蹲在路旁，走近了才看清那人吃的是鸡蛋，他也急忙下车，左右打量，找了个最高处，立在路边开始吃鸡蛋，吃的时候才想起来没带水。当他把鸡蛋吃完，准备启动车子再次出发，恰又看到从后面也上来一辆摩托车，车上的男人也在路旁停下车子，看样子也是准备下来吃喜蛋……
讲完这些，产房里别的爸爸妈妈们都笑个不停。
时间不知停歇，缓缓流逝，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的同时，我们眼角的细纹也像溅在水面的涟漪慢慢扩散。
在一个月季花热烈奔放的午后，我又与母亲谈论起当年他回去“打喜”时的意气风发，不免感叹，当年在山顶上吃喜蛋的那个年轻男人迎来的何尝不是他的高光身份——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。
作家赫尔曼·黑塞写《悉达多》，写到悉达多成为一名船夫后，在河上谛听老船夫的箴言：“造化的一切声响都存在于它的声音之中。”人至中年才开始明了，在生命的旅程里，许多事情都是有声可循的。
我出生的时候是腊月，我的父亲也去外婆家打过喜。去外婆家要翻一座山，外婆住在山的那一边。
父亲曾经说过，当年外婆也给他的衣兜里揣了两个熟鸡蛋，他往回走，来到山顶时，手握两个鸡蛋立在寒风里思索了良久。在那个年代，他多想把那两个鸡蛋留着带回去给他的妻子，那样妻子就可以多吃到两个鸡蛋，可以多补充一些营养。
父亲说，经过那一天，那两个鸡蛋早已不是区区两个鸡蛋那么简单，耳畔呼啸而过的寒风声，更加坚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深情。初为父亲的他第一次领悟到，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再是一个人，他要为他的妻子和孩子遮风挡雨、扛起一片天。
陪我慢慢长大的日子里，父亲手上磨出来的老茧也越来越厚。他常常在劳作了一天之后的傍晚，用刀片默默割掉上面的坚硬部分。
父亲没有食言，他独自咽下的苦难与汗水终将换来妻子和孩子的笑靥如花。
无数个黑夜里，从长年累月劳累的关节深处延伸出来的疼痛把他折磨得夜不能寐。白天，当我和我的孩子回来时，他又总是微笑着告诉我，地里的花生种上了，麦子也浇过了水，让我不用记挂。
母亲提醒他，为何不讲讲夜里被腰腿痛折磨得独自在黑暗里坐了半宿？
父亲咧了咧嘴，云淡风轻道：那点痛真不算什么。
我小的时候仰望父亲，他真的好像一座高山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。他高大的身躯和宽厚的后背，总是带给我一种莫大的依靠与温暖。
等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，父亲也不用再像以前一样，白天去地里劳作、晚上再去工厂做工那么辛劳了，现在的他只需陪着母亲，守着几分薄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面对慢慢衰老的父亲，我曾经天真地以为，是当年属于父亲的那座高山正在慢慢变矮。
可是，有一年假期，当我们都回到家中，在饭桌上边吃边聊时，在大城市工作的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妹夫借着酒意跟父亲说，他担心他的孩子将来长大后会找不到好的工作。没想到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父亲语出惊人，他语重心长道：“放心吧，当年那么艰难，我都能把我的孩子们培养得那么好，你也一定不会差。”
我才突然醒悟过来，原来，从来不是我的父亲在变矮，而是他期望孩子的视线可以越过他这座高山，看到外面更加广阔、更加美好的世界。
在六月的日历上慢慢行走，慢慢读懂父亲，我才发现，或许我也错怪了六月。
当眼前的大地一派金黄，当整个世界藏匿在它的周围，六月也比过去更加坚实、更加自我。当它目睹着一棵棵麦子从寒冷与沮丧中一跃而出的时候，或许它也正与一粒粒麦子一起，感受到了苏醒前最后的震颤。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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